摘要： “只要肯賣力，就有錢賺。”

2018年底，烏魯木齊紀檢部門收到一條來自中央第六巡視組的問題線索：一個畜牧獸醫站向貧困戶免費發放的3300只土雞，有2000只不見了。

紀檢隨即走訪調查，發現貧困戶要么查無此人，要么表示從未收到過免費雞。后經核實，是獸醫站站長私吞了這次扶貧專項資金。

不見蹤跡的不只雞，還有鴿。此前一年年底，劉強東來到保定市阜平縣平石頭村，說要給村里帶來“飛翔鴿”扶貧項目，并擔任名譽村長。他在微博上說：“五年內要帶領全村家庭平均收入提高十倍。”

次年春夏兩季，京東負責人至少三次宣講過“飛翔鴿”項目，包括梅地亞全國兩會新聞中心現場、中國·廊坊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和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畢業典禮，煞有介事。

一年過后，記者去平石頭村回訪，一位村民說：“根本沒看著過鴿子。”

自2015年起，我國開啟了頗具歷史意味的脫貧攻堅戰，希望用5年時間實現農村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面脫貧。雖然提出這個目標時，很多評論表示太過艱難且不現實。但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一詩首次被鄧小平引用時，這個百年目標就寫入了我國最重要的規劃之列。所以近年來，除政府外，也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投身其中。

只是，即便排除了部分想渾水摸魚的人，真正的扶貧工作，也并不容易。

這些年間，前有潘石屹回到家鄉為甘肅天水蘋果代言，后有萬達對貴州丹寨投資21億，接連試水養豬、加工茶葉、種植稻米。但無論是潘石屹還是萬達，這些項目都不太成功。一年前，潘石屹深夜發微博說：“‘潘蘋果’不好賣，我很沮喪，賣蘋果咋比賣房子還難？”

這種沮喪，既伴隨了中國貧困人口許多年，也伴隨了有心投身扶貧工作的人們。好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自孟加拉國的默罕默德·尤努斯曾說：“貧困并不是內生的，窮人的命運有點像盆栽，你把森林大樹的種子扔到盆栽里，它也長不好。這不是種子的錯，是因為沒有給其足夠的空間和土壤讓其成長。”所以若想用一己之力改變這種情況，實在難。

然而最近讓我意外的是，一個伴隨了移動互聯網滲透、智能手機普及、在傳統城市結構中的邊緣人群，成為了這件事的一個新答案。

更重要的是，這個新答案，既在狹義的農村，也在廣義內的城市。

一季度結束時，這個行業新涌入了60萬人，既包括農村貧困人口，也包括城市白領，包括中小企業創業者，也包括自媒體博主。好像曹德旺曾抱怨的那樣：“年輕人寧愿去送外賣，也不愿去工廠了。”

這是正在中國發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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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樓拔地而起，創業公司一茬換一茬，北京的一切變化都很快。作為一名老北漂，李海剛見證了北京的變化。2019年2月，這名37歲、來自甘肅貧困縣的中年男子成為了一名美團騎手。

和北京的速度相比，他的速度更來自“跑道”的純粹——從早7點到晚10點，除了換電瓶，他基本不會出現在出租屋。因生活所迫，他老婆在內蒙古賣衣服，兒子在甘肅老家留守，一家三口一年才能聚一次。

在以前，還債、存錢、離開北京、回到家鄉和家人團聚，是他終日所想，也是壓在他身上的大山。想回家的心雖純粹，可具體而艱難的實踐，讓他一眼望不到頭。但如今的情況變了，每個月12000元的工資給了他底氣，讓他有勇氣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成為騎手之前，李海剛自初中畢業后就來到北京，當過保安，做過廚師，一次父親癌癥去世的短暫回鄉——“治療沒有成功，還欠下不少債”，讓他再來北京。再來，就成了外賣騎手。他也毫不避諱自己的目的：為了還債。

據《鳳凰周刊》報道，“以前是7000元的死工資，現在送餐越多，掙得越多”。出多少力，掙多少錢，這符合這個退伍軍人的兒子的性格。他也喜歡這種純粹的工作，“只要肯賣力，就有錢賺。”

在李海剛眼中，這是一個公平的平臺。“不像之前我干的其他工作，工資都是固定的，有時候還要靠關系、看出身等等。但是當美團騎手，這些統統都不用管了。同事間的關系也比較簡單，大家在一起沒事時，會聊聊今天跑了多少單，有沒有超時、投訴之類的，慢慢形成了一種良性競爭、相互激勵的氛圍，感覺大家目標和價值觀感覺都很正。”

公平的平臺也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美團騎手。據美團發布的《2019年外賣騎手就業扶貧報告》顯示，2019年，在美團平臺就業的外賣騎手共有398.7萬人。而像李海剛這樣的騎手也有很多，398.7萬人中，有25.7萬人是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如今，這些騎手中已有25.3萬人實現脫貧，脫貧比例高達98.4%。

或許在大城市里的部分人看來，送外賣未見得是一件體面事。但對落后地區來此打工的人們來說，恰是這個不見得體面的工作，給了他們一條生路。

02

在落后地區里的人看來，外出到大城市打工，要比留守在小縣城的家鄉高階一等。

在安徽省西北部，有座不知名的小縣，不知名到乃至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會發現它幾乎沒有什么大新聞。唯二有些許熱度的，一是詞條上問——“臨泉為什么這么窮？”。二是一則不太好聽的形容——“一窮二毒”。雖然看似兩件事，但實質上，“毒”也源于“窮”。

不過，在這座寂寂無聞的小鎮里，卻擁有230萬戶籍人口，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縣。但就是這么多的人口，在2019年摘掉國家貧困縣帽子之前，只有200多億的地區生產總值。所以對當地大多人來說，出去打工，是賺錢的唯一出路。

一成不變的建筑，講一世說一世的街頭家務事與巷尾異聞，臨泉的一切都很慢。現年36歲的蔡礦華就在這里來來走走，最后還是回到了這里。

蔡礦華出生自一個礦工家庭，從小在礦山上長大，目睹了這一片地區的貧窮。人們靠出售最天生也最廉價的體力，在設施簡陋的礦井里冒著生命危險勞作。十多歲時，父親在井下遭遇事故，幾根手指被截斷，母親嚇得失了魂。看到父親的經歷，蔡礦華決心絕不走父親的老路。

但不下礦，蔡礦華的選擇也并不多。在他身邊，最普遍的工作就是服務員，像在餐廳端盤子，或是在KTV端盤子，或是在網吧守鍵盤，一個月收入二三千元。直到外出打工幾年后，蔡礦華誤打誤撞成了一名外賣騎手。

2016年，中國外賣經濟興起，選擇不多的蔡礦華成為餓了么進入安徽阜陽市臨泉縣的第一批騎手。2016年至今，已經四年了，而這也是蔡礦華做的最長的一份工作。

如今他每天的跑單量在30單到40單，一個月下來，收入在五、六千元。而當地的平均工資是4000元左右。甚至有一次冬天下雪，蔡礦華幾個電瓶一起用上，那個月掙了10000多元。

這個收入讓蔡礦華很滿意。“我沒有技術沒有文化，這個收入已經不錯了，比我之前在礦上工作好太多了。”

據《天下網商》報道，如今蔡礦華育有一子一女，靠著送外賣，撐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也構建起了一種希望，就是在縣城買一個大房子，和妻子、子女住進去，讓一家人過的更好。

一個人的就業，背后卻是一家人的幸福，雖然這種幸福看上去不足掛齒，但對有些人來說，這就是一切。

據悉，臨泉當地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也曾做過不少努力。如中藥材種植項目，牛羊肉加工項目，生豬養殖項目等，通過招商引資，引入發達城市的產業轉移，拉動本地經濟，這往往是最直接也見效最快的一種做法。

不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看似不起眼，單價不過十幾元的外賣，竟成了當地解決就業問題的大戶。而他們的收入，甚至遠高于企業工人，這是政府規劃中未曾預料到的。

事實上，像蔡礦華這樣即便留守家鄉亦可脫貧的人也越來越多。據《2020餓了么藍騎士報告》，餓了么已累計為國家級貧困縣提供了近30萬個騎手就業崗位。在實現騎手就業人數最多的縣域中，60%為國家級貧困縣。這些貧困縣騎手的平均月薪超過5800元，這遠高于2019年全國城鎮平均工資的3530元。

這些年里，我國采取了很多方法幫助人們脫貧，投入了上千億的資金，上萬億的貸款，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不見得每一分錢都用到了實處、起到了效果。而日益興起的移動互聯網經濟，通過外賣這個無需太多學歷、背景和關系的行業，就解決了自己和背后一家人的脫貧，甚至成為了一個能夠讓他們致富的行業。“一人跑單，全家脫貧”，成了今天中國小鎮里的街頭巷聞。

截止2019年末，我國還有農村貧困人口551萬。而這個數字在提出脫貧攻堅戰的2015年，是7000多萬。這一成績讓人們覺得，到2020收官之年實現貧困全面清零，不再是一個夢想。

不過，這可能只是狹義上的貧困。

03

若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多水的揚州本該是座讓人舒適的城市。來揚州以前，張綺以為工作機會應該不少，雖然比不上北京，但畢竟也是個二線城市，自己也畢竟是個程序員。但來了后才發現，揚州對程序員的需求并不大。而普遍工資水平也讓他不敢恭維，基礎崗位如保安和洗車工，一個月也就三四千元。

現年24歲卻一向佛系生活的他，本打算年后再找工作，但沒想到碰到疫情，計劃趕不上變化，可選擇的機會就更少了。但房租要交，積蓄無幾，生活要過，最后看下來，張綺覺得送外賣是個不錯的選擇。“雖然累，但工資相比其他工作還是高一點。”

此前還沒當騎手時，張綺天天點外賣，也遇到過不少情況。最極端的一次，點的飯菜超過一個小時送到。當時騎手跟他解釋說摔了一跤，同在的朋友十分生氣，張綺雖覺得還好，但依舊在心里認為：顧客點餐最基本的需求不就是讓餐比較快地完整送達嗎？

等到自己送外賣后才發現：時間真的很緊，也很容易出錯。

一次送餐時，他不小心將一份酸菜魚的湯撒了。還沒等矛盾展開，張綺率先跟客戶說加微信賠給他——一份酸菜魚，48元。

對大多外賣小哥而言，這種情況本應盡力爭取一下。張綺自己也說，“其實像我這種一單5塊錢掙辛苦錢的人來說，不應該這么想。”但他還是這么做了。

好在后來顧客說不用賠錢，張綺覺得，他人挺好。

從2月至今，張綺已度過了3個月的外賣新手期，即便偶爾也會出錯，張綺還是覺得能理解的人不少，“可能這和我認錯態度好也有關系，知道做了我就認。”

原本想在揚州做程序員的張綺現在認為，不管是對著電腦還是騎電動車在外面跑，都是工作。

兩個月前，他對《南風窗》說，“一些資深的騎手，基本全年無休。之前天天坐辦公室看著電腦，按時按點下班，有周六周日休息，相比較而言，當然是騎手更累一點。但有句話說得好，‘怕累當什么騎手呢？’來干騎手不就是因為這里收入跟付出成正比，只要努力干，工資就不會出錯。”

對于未來，年僅24歲、老家在河南的張綺還沒想好。他說，也有可能當騎手得心應手了，然后就一直做這行。

一般而言，年輕人、特別是已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送外賣，容易被戴上“不求上進”的帽子。但實際上，像張綺這樣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據《2020餓了么藍騎士報告》，餓了么騎手平均年齡為31歲，其中90后占47%。95后騎手增長最快，已經成為許多地區年輕人就業的新選擇。而在這些騎手中，56%的騎手擁有第二職業。擁有第二職業的騎手中，26%為中小創業者，21%為技術工人，4%為自媒體博主，1%為環衛工人。

04

無論是李海剛、蔡礦華還是張綺，都只是這個時代里的3粟。而更重要的是，他們背后是已帶動了600萬人就業的龐大群體。這些例子和數字，是一種韌性，也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石。

我很清楚的記得，去年10月時，一個騰訊裸辭程序員在論壇里回復道：“大家有必要這么驚訝嘛？生活所迫轉行是在所難免的啊。”

這件事在今天，或許也沒有那么驚訝了。

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既然思想存在于勞動之中，人就要靠勞動而生存。”不能說是不體面，不好說是不上進，只能說這是正在中國發生的變化。

如果細心，會發現今天許多餐廳門口會擺上兩支撿來的長沙發，為的是給外賣小哥騰出塊地方。最近幾年，送餐比送快遞來錢，都轉來做這行。

這些小哥終日風吹日曬，在街上肆意穿行，遠看是群灰突突的麻雀，近看，個個精力旺盛。把簡易頭盔掛到車把上，歪在沙發里抽煙，嬉笑打鬧，摸撲克。等自己那單好了，一躍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