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這一撥人已經被榨干了，但總會有新一撥的年輕人。

北京朝陽區左家莊，有一座影視工作專門用來安置編劇的“編劇樓”。

從1993年開始，這座樓最初的名字，“上康城公寓”，就很少有人再提起。“編劇樓”里的生活，一般人難以想象。用唐山的話說，這里既是名利場，也是一個“創作監獄”：一幫大小編劇在這里封閉式創作，直到交稿之前，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編劇樓也曾誕生過杰出的編劇，有寫出《英雄》和《鬼子來了》的史健全、寫出過《溫州兩家人》的高滿洲，也有時下最流行的網絡大電影編劇們。

有的人終身做“槍手”得不到署名權、有的人編的電影即將開拍卻臨時取消最終稿費也沒拿到、更多的是抄襲他人劇本以換取生存稿費的“吸血鬼們”。

一將功成萬骨枯。

現在的上康城公寓，到底是“編劇樓”還是“創作監獄”，越來越難分清了。影視圈的人幾乎都知道，在北京城里有一座“編劇樓”。

“編劇樓”坐落在朝陽區左家莊南斜街歪歪斜斜的胡同群中。從1993年起，這座樓的本名“上康城公寓”就很少有人提起了，直接稱呼為“編劇樓”。這是棟平淡無奇的建筑，看上去和周邊居民樓差不多。如果沒有人帶領，一般人很難找到這里。

但就在這里，曾先后“關”過不少知名編劇，例如寫出《鬼子來了》（姜文導演）和《英雄》（張藝謀導演）的史健全、高滿堂（編有《溫州兩家人》、《闖關東》）等。

在“編劇樓”附近的寫字樓里，擠滿了大大小小的影視公司，它們多半都是上康城公寓的租戶。

因為距離近，影視公司通常直接把編劇們安置在樓里，好密切溝通劇本進度。

用劉夏的話說，“從辦公室扔個土豆，就能打到編劇的腦袋上。”

劉夏當過編劇，也曾多次被“關”進上康城公寓。2009年的時候，他轉身做了一家影視公司的主管，成為了天天往編劇樓跑、監督編劇進度的“工頭”之一。

那段時間，上康城公寓一套房的月租只需6000元。一般情況下，30集的電視劇，成熟編劇用3個月就能寫完。如能按時完成，這1.8萬元實在不多。

可劉夏從沒遇到過一位能按時交稿的編劇，倒是經常有編劇拿了10—20%的定金后，從此人間蒸發。

“為什么要設編劇樓？這幫人太壞，必須得看著他們，無賴什么樣，他們就什么樣。”劉夏說。

18年沒有署名、常年稿費打水漂的“無賴們”

編劇真的無賴嗎？游偉卻有一肚子苦水要傾吐。

游偉最近編劇的《天涯熱土》剛在央視一套播完，那是他去年來署名的第一個作品，但卻不是在編劇樓那兩年完成的。

2015年開始，游偉住進了編劇樓。在編劇樓的兩年，游偉幾乎沒寫出任何作品。“鄰居都是編劇，個個目光呆滯，顯然正忍受反復修改的折磨。”游偉說。

當時他的老板是李亞鵬的哥哥李亞偉，“李亞偉管得太細，我寫左腳往前邁一步，他就會問，為什么不是右腳？”

搬進編劇樓之前，游偉的創作熱情要高得多。

38歲的游偉是湖南常德人，武漢大學德國古典哲學碩士生。上學時，學倫理學的舍友一心想當導演，游偉每天陪看，將IMDB（互聯網電影資料庫）上排名前500的片子全看了。

因為不喜歡畢業被分配的機關工作，同時恰逢《雍正王朝》如日中天，游偉就去湖南和光文化公司應聘。

當時公司的老板是宋祖英的先生羅浩，聊了兩分鐘，羅浩就讓他來上班了。

影視公司卻有和機關一樣的飲酒文化。游偉不得不每天陪著領導從早上11點喝到晚上8點，作為劇本編輯，還要暈乎乎地看策劃案、劇本，提出修改意見。

恰在此時，公司發生變動。一位導演找到游偉，請他做“槍手”改劇本，每集2萬元。所謂槍手，是編劇行業內的黑話：知名編劇通過名氣拿到編劇任務，然后再找小編劇將編劇任務分包，小編劇按 5000元/集—2萬元/集分成，但沒有署名權。

這樣的大編劇，也在行業內被叫做“開會編劇”。“ 聽他們和制片人聊本子，真是讓人熱血沸騰，一下就把思路打開了。可拿了活，他們自己不寫，都是讓槍手寫，然后他們署名。”游偉說道。

就這樣，誤因為做“槍手”結算快，能夠盡快緩解自己的房貸壓力，游偉住進了編劇樓。但那兩年成為了游偉最蹉跎的兩年。李亞偉的公司也沒有拿到好的投資，游偉自然也得不到什么收入。

一氣之下，游偉搬出編劇樓，決定單干。

但真的輪到他自己面對導演和項目時，才發現影視行業的環境有多糟糕，往往是臨到要開機了，卻遭遇投資人撤資、或者其他原因而半途而廢。

直到第七年，游偉的《天涯熱土》才正式拿到投資，并在央視開播，成為了游偉做編劇七年來第一個署名作品。“這在編劇行業內算得上‘撞大運’了”，單黎明聽到游偉的經歷后這么表示。

單黎明干了18年編劇，寫過40部以上的劇本：有電影，有電視劇，還有紀錄片，但始終沒得到署名權，甚至有的劇本連稿費都沒有收到。

搬進編劇樓是單黎明入行的第二年。

當時，某劇組開機在即卻臨時將原劇本推翻，急請人重寫30集，要求3名編劇在30天內完成。單黎明此前本職工作是文學雜志編劇，平媒的稿費僅千字百元，做槍手寫劇本，卻是千字千元。

單黎明接到了這個活兒，“以為撿到賺錢的機會”。他馬上就決定住進編劇樓，每完成3集，便交導演審一次稿。結果，干到15天左右，導演突然不怎么來了。幾天后，大家覺得不對味，再去找導演，卻怎么也找不到了。

從編劇樓搬出那天，單黎明發起高燒。他自己租的房子在5層，因為通宵熬夜寫劇本，最后他連回家上樓的力氣都已沒有了，只好手腳并用，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爬回“家”。

2018年，單黎明有一個轉行的機會，某平媒請他去當總監。

對于47歲的人來說，這可能是最后的職場機會。再加上，單黎明因為長期伏案工作，患上肩周炎、頸椎病，轉行的意愿也逐步攀升。

同時，一位導演找到單黎明，承諾這次不論如何，一定給他署名。

單黎明猶豫了整整3個月，最終還是放棄了總監職位。跟著導演“進了山”。

在拍攝過程中，單黎明遭遇了一次車禍，撿了條命回來。然而，全部素材拍齊開始剪輯時，導演被查出肝癌，4個月后去世了。“他是個好人，可惜我們相遇得太晚了。”單黎明和導演簽的是分五次付款的合同，尾款20%照例沒拿到，對此他已習以為常。

他說，“干編劇這行，很少有人能拿齊尾款，有合同怎么樣？還能真去打官司？”

這邊為稿費維權打官司，那邊抄襲90%國外電視劇

“干編劇這行，被騙劇本的幾率是90%。”土哥說。

土哥入行七年，也沒有自己的署名作品。但他的很多作品已經被許多知名編劇拆解成若干情節，最后出現在影院、電視臺和視頻網站上。

影視行業有一個奇怪的邏輯：誰也說不好你的作品質量如何，你必須拿出成功案例。可大家都不給新人機會，所以他們永遠無法得到成功案例。

這導致圈里不少編劇更迫切得想出名。因為只有名氣能夠帶來最持之以恒的收入，否則可能要做一輩子“槍手”。

土哥說，“凡是對你大加贊賞，讓你先寫個幾萬字大綱的，多半再無下文”。那些編劇騙幾個大綱后，再攢成一個，就成了他們自己的。

土哥電影學碩士畢業，長輩在電影院工作，本想一畢業就做編劇，但當時看到一則招聘廣告：編劇月薪2千元，路邊飯館招服務員月薪3千元。

為了生存，土哥當過記者，還在培訓老師，但割舍不下“電影情結”，他也兼職給電視臺當欄目編劇、拍網劇、做槍手……

為拍“真正的電影”，他還曾跟著一位香港“大編劇”干，眼看就要成功，錢也拿到手了，可老板一句“不想拍了”，一切努力付諸東流。

大學編劇老師曾說，“干電影這行，要抱著畢業后窮十年的決心。”土哥算了算，自己還有3年。

疫情期間，父親來他租在北京三環的房子看過他，進門看了幾眼，說：“再混不出來，搬北六環去好嗎？”

土哥是個現實主義者。他覺得，就算抄襲嚴重，他也給自己掛上一個“護身符”： 只有簽合同、給定金，他才交大綱。

沒想到，這卻給他惹來麻煩——一位學法律的制片人拿到大綱后，認為不合格，要求土瓜灣情哥雙倍賠償，否則就去“告”他。

拿訴狀時，他才明白，這竟然是真事。

那天來法院的人排隊就排了小半天，當時他開始后悔：對方有投資人，可以找律師代取，而自己只能單打獨斗。

“打官司太牽扯精力，那段時間我都快成神經質了，天天自言自語，在反駁對方，也沒時間寫別的東西賺錢”。

又想生存，又想出淤泥而不染，在編劇行業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事情。

“在整個影視行業中，制片人、導演、演員都可以說劇本不行”，田若認為，“編劇的地位實在太低了，只要是故事，就永遠無法讓所有人都喜歡，包括四大名著，照樣有人不喜歡”。

土哥說的3000元月薪的編劇崗，田若干過。為了省錢，田若租住在沙河，坐公交去國貿上班，每天路上要花4個小時。

整整1年，田若看了無數個別人的劇本，以為摸索出編劇的竅門，還去了杭州一家公司當編劇。

那家影視公司的操作方式，讓田若徹底對影視行業失去信心。

該公司有一個劇本庫：所謂編劇，就是從中摘抄各種橋段，將它組合成作品，改一下人名即可。一天一集，都是“抗日神劇”。

但無奈該公司有較強的發行能力，能做到每部電視劇都賣給地方衛視，因此根本不用考慮情節和故事的合理性。

劇本需求量大，讓田若也開始抄襲，即便是只抄不寫，每集也能拿到5000元稿費。

“這算不上什么行業秘密，國內的電視劇90%抄自國外，剩下10%是抄的”，田若說，“現在完全原創的電視劇幾乎沒有，大多是從國外拿骨架，咱們填細節。”

即便如此，稿酬也這只能保證了田若的基本生活。2018年，田若的孩子在北京出生，但她依然在外地打工。

“做編劇最大的好處是，能把你的心撐得很大。今天寫，明天就挨（制片人、導演等的）罵，很多人受不了，就死在這條路上了”，田若說。

失衡的生態鏈：創作者從“夢想家”變成“全職老賴”

整個影視圈食物鏈充滿競爭、金錢和利益沖突，算得上血腥萬分，而編劇則處于食物鏈的最底端。

陳佳曾在某頭部影視平臺做編劇。入職前，她對該平臺的制作能力感到疑惑，明明廣告收入頗豐不差錢，為什么一直沒有好的作品。

直到真正入職，她這才意識到，在逼仄的大環境中，創作有多難。

一次，她提交了一個有關消防員的劇本，立刻遭到制片人的斥責：“火場的戲這么多，拍攝成本得多高？怎么能出現這么多？”

陳佳辯解道，既然是寫消防員，要故事好看，這些場景必不可少。制片人懶得聽，說：“最多只能出兩個小火場，不能有大火，否則拍不了。”該劇本最終被放棄。

“這樣的事太多了，劇本里寫女主角懷孕，可開拍時，明星一句‘保持形象，不演孕婦’，整個戲都得改”。

明星考慮形象，投資人考慮回報，導演夾在中間，但所有人都可以指責編劇。

陳佳說，沒有人會討論劇本的審美，都在討論票房和點擊率，最終都是資本說了算。“編劇拉不來投資，靠別人吃飯，當然最受欺負。”

即便陳佳所在的平臺，靠積攢的流量龐大，雖有一定選擇權，可平臺也得依賴廣告商。而廣告商沒時間看劇本，只看有沒有明星，是不是大IP。

結果是，所有創作者都得靠明星吃飯。

根據“限薪令”，明星片酬不得超過成本40%。但陳佳認為，這無濟于事，行業失衡嚴重，這里減少的成本，就要在另一個地方補回來。

“千萬別找北影、中戲的人，他們早都學壞了”

劉夏之所以把編劇們稱為“無賴”，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太懂編劇的“頑劣”。

從5千元一集的槍手、混到每集20萬、有署名權的編劇，劉夏一步步走來。

后來擺在他面前兩條路：一是成為每集40—50萬元的大編劇，并且雇一堆槍手給自己干活；二是直接做影視公司高管。

兩條路他都不忍放棄，只好白天辦公，晚上繼續編劇。

這也讓他對于編劇群體的生存狀態理解地更深刻，“不論你盯得多緊，住進編劇樓的這些編劇們，都在私下給別人干活”，因為他也一樣。

即便一個新人突破層層考驗，成為知名編劇，依然要為生存操心，同時還要吸“年輕編劇的血”。

劉夏曾請來一位業內著名編劇住進編劇樓。名編極難伺候，對方要求找一個合格的助手，先后推薦了10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人都交了提綱，有的在業界已小有名氣，卻無人通過名編的面試環節。

前后花了將近100萬元，劉夏才意識到，名編只想拿錢，根本沒想干活。

“找編劇，千萬別找中戲、北電的人，他們早都學壞了。其實找一本成熟點的小說，讓中文系的學生口述筆錄，然后再自己潤色一下，比任何編劇寫的東西都強。”

邊寫劇本邊當高管，才一年多，還不到50歲的劉夏因腦溢血，突然倒在地上。

經過急救，撿回一條命，手術時，將劉夏的額骨一角削掉，很長一段時間，他半個額頭明顯癟下去，無法出門，后用合金修補，才恢復原狀。

疾病讓劉夏失去了工作，也沒人再找他寫劇本了。后來他自己拉投資，直接找資方投自己的本子。

接受采訪時，劉夏說自己在這幾年在談一個上億的“大項目”，但第一個電話撥過去，他的手機卻是欠費停機狀態。

眼下，疫情還沒結束，編劇樓變得更難讓人接近了。

在上康城公寓外的小區欄桿上，掛著紅標語，上面寫著：“加強防護，不恐慌，信科學，不傳謠。”

編劇樓對面的餐館都已開張，但白天只外賣，晚上6點后才可堂食。

下午兩點多，北京艷陽高照，但編劇樓的窗內，所有燈都亮著。

劉夏指出其中一個窗戶跟我說，我們這一撥人已經被榨干了，但總會有新一撥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地住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