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條紅線隔開了校門，紅線下是出局的孩子們。

4月底校內直升搖號結果出來當天，王會鋒所在的家長群炸了鍋。

他的孩子就讀于上海浦東平和雙語學校（后稱平和），今年有147位五年級學生參加升學搖號。盡管第一輪校內直升成功率高達92%，比往年的70%還要高，但仍有12位孩子沒能順利搖上，而且大多是學霸。

據王會鋒介紹，有一位英語特別好的孩子在第二輪全市搖號后，退而求其次地申請了一所冷門民辦學校，仍未成功。

“大家才意識到，這是貨真價實的搖號，沒什么貓膩。”王會鋒表示，從搖號政策公布以來，身邊的家長懷抱著僥幸心理：只要你牛，學校不會把你搖出去。“圍觀小升初的這一屆學生后，我才意識到陰謀論根本不存在。”他說。

去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下稱《改革意見》）印發，明確提出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的，實行電腦隨機錄取。

此后，吉林、杭州、江蘇、上海等全國多個省市接連調整今年幼升小、小升初招生政策，并出臺細則。

各地搖號結果陸續出臺，家長與民辦教育從業者們，不得不重新看待子女教育規劃和學校運營。

計劃亂了

“一條紅線，隔開了校門，紅線下就是出局學生的名字。”

《2020年上海市民辦一貫制學校直升電腦隨機錄取結果》（后稱《錄取結果》）公布后，王會鋒將浦東區的一貫制民辦學校研究了一遍。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名字后，他開始有點慌。

王會鋒運營著一家留學機構博拉圖學院， “教育規劃”不僅貫穿他的整個事業，也踐行到自家孩子的未來中。在幼升小時，他采取的是“沖民辦、學區房保底”的兩手準備。最后在浦東福山正達和平和兩校之間選擇了后者。

“那時完全沒想到小升初時會施行搖號政策。”按照原有計劃，他打算讓孩子在平和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再去國外讀本科。

為此，他在各階段設立了小目標：三年級考小托福，四年級玩辯論，七年級準備托福，十年級考SAT，平時培訓奧數，語文閱讀和英文閱讀兩手抓。

在搖號之前，這些準備工作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他孩子在二年級時就開始閱讀美國分級讀物RAZ，以及Wordly Wise 3000；三年級時，準備小托福考試。

在牛娃遍地的好學校里，王會鋒認為自己還算不上“雞血”家長。“身邊的學霸娃基本每天3點放學后就被接到英語培訓機構，周一到周五雷打不動，周末還得參加奧數、樂器、運動，和競賽培訓等。”王會鋒表示。

但政策出臺后，家長們的規劃被打亂了。去年《改革意見》發布后，已有一批家庭聞風而動，嘗試了解更低齡段的出國留學。

在今年5月上海全市搖號之前，王會鋒發現，身邊就讀于民辦雙語學校的家庭又有一大波已放棄搖號，選擇通過學區對口申請公立學校。在研究完《錄取結果》后，他自己也開始準備購買初中學區房。

另辟蹊徑

各地搖號政策稍有不同，比如銀川小升初率先取消面談改為全部搖號，而上海等地則采取直升和電腦配位結合的方式。但該政策讓家長們的不確定感增強，迫使他們籌劃更多選項。

“甚至還有找我打聽美國哪些小學可以接受海外學生的家長。”

作為國際教育從業者，王會鋒早在去年就收到不少低齡段的留學咨詢。但因為疫情，有此意向的家庭便擱置了計劃。

從業13年的楊飛也發現，有低齡留學意向的家長們越來越多。“以前我們的主要業務以英美高中留學為主，但今年初，有不少家長開始咨詢英國小初中留學。” 現任久宇思國際教育合伙人的楊飛告訴界面教育，他們接受類似的家長咨詢量比往年多出近一半以上。

來咨詢的家長主要有兩類：一類并未打算讓孩子在低齡段出國，僅將此作為后備方案，而另外一些則有出國規劃，國內升學政策變化迫使他們將計劃提前。

而英國小初中之所以受到格外關注，一來是因為其“公學文化”對追求精英教育的家長們仍有賣點；此外，不同于美國，英國及英聯邦國家對低齡留學的家長設有陪讀簽證，更方便父母照看。

“通常升學前一年開始申請即可，而且其體系也允許學生轉學至更好的學校。”楊飛介紹道。

不過，咨詢量上升并不意味家長們會付諸行動。楊飛表示，家長們現在很難做決定，因為低齡留學對資金要求高，而且各學校講究個性化，公開信息不多，需要與校方直接聯系，這也為家長們設置了申請門檻。

除去英國讀小學外，希望將孩子留在身邊的家長們開始寄希望于“插班”這一路徑。因搖號政策受到重創的國際學校升學機構也不死心，嘗試宣傳“插班”備考以找尋生存機會。

“實際上，插班入學難度更大。以我了解的西安高新系學校為例，教育局對該校班級數量和學生名額有嚴格規定，那是一個很固定的數字。如果校內有學生轉學，才有可能留出名額，而且非常少量。”楊飛評論道。

在他看來，積極尋求備選方案的家長們更需要自我紓壓。

“一些孩子四五歲就得參加很多幼升小培訓，上學后又參加各類學科和特長培訓，不僅對孩子成長發展不利，對家長來說也是非常大的壓力。”

挑好學生，還是教好學生？

家長們迫切尋求備選方案，民辦學校們也在面臨生源隨機分配帶來的不確定性。“生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其教育理念和教學水平，是否真能從各方面培養孩子的能力。”楊飛說。

在中美公立學校有30年教學管理經驗、現擔任西安交大蘇州研究院英澳國際高中校長王文認為，搖號政策之后，民辦學生不再能挑好學生，而是得修煉內功“教好學生”，后者更考驗學校的運營能力。

“以前，民辦學校可以自主招生，通過學校理念、硬件先吸引好生源，生源好了以后讓它產生良性循環，做出口碑。但如果招不到好學生，學校運營就會越走越難。”王文評價道。

最為直接的考驗是師資能力。王文認為，善于帶好學生的老師不一定善于教好普通學生和學習能力弱的學生。

“天賦好，學習能力強的學生可能不需要老師多費力就能在學業和其他方面表現優秀。而對普通或學習能力弱的學生，不僅需要老師更有耐心，還需要不一樣的教學方法，效果可能還無法達到好學生的水平。”王文說。

在公民同招之前，優秀生源給民辦學校帶來的好處還不止這些。精英家庭背后的家校關系，以及家長們通過社會人脈貢獻給學校的活動資源等，都是學校發展的養分。

這些在生源均衡化之后可能難以為繼。“一年時間太短或許看不出這一變化，但三四年以后，因為優質生源帶來的光環就會漸漸消失。”王文評價道。

盡管她所在的蘇州地區還未受搖號政策的強烈沖擊，但在王文看來，搖號政策的確是在保障教育公平。“這也讓從業者在思考民辦教育存在的意義，如何更好地為公立教育提供補充。”

但她也表示，社會在關注到掐尖影響教育公平的同時，也應思考教育公平的深層含義。

“想要在未來高科技領域增強競爭力，必須給真正天賦秉異的孩子更多脫穎而出的機會，我們需要喬布斯和馬斯克那樣改變世界的人。”王文表示。

在學校反思辦學能力的同時，家長們正在重新找回理智和主動權。

由于限購，王會鋒不得不掛牌先賣掉另一處房產才能購置學區房。在等待賣房時，王會鋒也冷靜下來。

在他看來，搖號政策并沒有改變大部分家庭的教育規劃，只是暫時打亂了原有規劃。從數字來看，上海民辦學校錄取率從4:1上升到了1.4:1，而即便沒有搖上號的家庭也表示，將繼續準備，爭取插班等機會重回心儀學校。

“就像將月季移栽到另外的盆里，它會暫時蔫一段時間，但還是會繼續扎根下去，假以時日，它又會蓬勃茂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