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杭州城北，余杭臨平的一處工業園里迎來了一波打卡潮。阿里“犀牛智造”正式亮相，犀牛智造工廠也在杭州余杭投產。

在對它的介紹中，阿里將其定義為“阿里巴巴五新戰略中‘新制造’的落地”。而犀牛智造工廠是犀牛智造平臺打造的一個樣板工廠，要實現“從5分鐘生產2000件相同產品，到5分鐘生產2000件不同產品”的新制造目標， 也是阿里布局工業互聯網的野心。

同日，在1600多公里開外的重慶悅來溫德姆酒店，浪潮集團高級副總裁、浪潮云董事長兼CEO肖雪正在講述一個與工業互聯網“標準”有關的故事。

“浪潮將國家標識解析體系與區塊鏈、商用密碼技術融合，形成了標識體系服務平臺QID……”他們希望通過平臺的賦碼、掃碼，對進出口產品進行錨定，打通訂單、設計、生產、供應鏈及后續服務等貿易全流程數據，并借助區塊鏈、數據鐵籠等技術，實現貿易數據流轉全程上鏈，實現貿易數據安全化和貿易便利化。

幾天之后，在上海的華為全聯接大會上，一批鋼鐵、礦山、能源等工業企業人士走上舞臺，講述5G和人工智能助力下的智能工廠，工人如何更有尊嚴的工作，工廠如何降本增效。

遍地開花的工業互聯網大會，動作頻頻的頭部企業，勢在必得的各地政府，無不在昭示著一場工業互聯網江湖的酣戰開始上演。

伊梅爾特數字化野心折戟

2001年9月的一個秋日，45歲的杰夫·伊梅爾特成功PK掉所有對手，為自己加冕了“通用電氣（GE）第九任掌門人”的王冠。

作為一家有著百年歷史的老牌工業巨頭，GE前身是愛迪生于1878年創立的愛迪生電燈公司；100多年來每每踩在時代節點創下電氣史上無數世界第一……也因此，謹慎地挑選公司繼承者，一直是這家百年老店的傳統。

而在第八代掌門人杰克·韋爾奇“全球第一CEO”的光環加持下，伊梅爾特參與的這場選拔賽，儼然最受外界關注。

伊梅爾特是幸運的，在這場長達6年的遴選中，他最終從24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為“天選之子”。但同時，他又是不幸的。

畢竟，前任韋爾奇已用20年將GE從一家130億美元市值的公司，打造成市值突破6000億美元，一度問鼎全球商業帝國的“珠玉”。

更為關鍵的是，伊梅爾特有些“點背”。

繼任第5天就遇上了“9·11”事件，GE飛機發動機業務與股價齊齊受損。一個多月后，能源巨頭安然破產，所有大公司的信用慘遭牽連。到2008年，GE金融業務又在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而這曾是韋爾奇給GE帶來的核心業務。

不過，伊梅爾特從未放棄在韋爾奇之外，尋找一個貼有自己標簽的東西。

最終，這位掌門人決心“重塑”GE，將公司業務重心重新聚焦到工業上來。此后，他剝離掉GE大部分金融業務，砍掉冗余的家電部門，并將NBC環球賣給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運營商康卡斯特。

大幅調整業務的同時，伊梅爾特還看中了下一個新工業時代的偉大愿景，要用“數字化”打造一個新GE神話。

2012年，“工業互聯網”一詞首次出現在了這家公司的話語體系中，而彼時，整個世界對于這一概念一臉茫然。在繼任掌門人11年后，伊梅爾特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標簽”，他為此放言：“GE昨天還是一家制造業公司，一覺醒來已經成為一家軟件和數據公司了。”

很快，全球第一款專屬于工業領域的云服務平臺Predix應運而生，并成為工業互聯網平臺們爭相模仿和追捧的對象。

伊梅爾特希望將它打造成一個工業互聯網界的“Android”，向下與基礎設施服務商（IaaS）兼容，向上與大量工業軟件開發者（SaaS）合作，構建起一個生態，賺所有工業企業的錢， 這其中也包括它的競爭對手。

然而，伊梅爾特猜中了故事的開頭，卻沒能猜中結尾。

這個寄托了他“到2020年將GE變為全球前十大軟件公司，數字化業務營收達150億美元”雄心的工業互聯網平臺，并沒能如預期一般，為GE帶來豐厚的利潤，反而在2018年因經營慘淡，屢屢傳出被出售的消息。

伊梅爾特則在2017年底自己61歲時，被迫告別GE巨輪。而這時距離約定俗成的65歲退休年齡，還有整整四年。

故事在2018年12月迎來大結局，GE宣布創建一家工業物聯網軟件新公司，獨立運營Predix。盡管Predix擺脫了被賣掉的命運，但顯然已經沒了往日的風光。

對于Predix的失敗，前阿里云機器智能首席科學家、北高峰資本創始人兼CEO閔萬里告訴AI財經社，主要是因為Predix只對自己有價值，而對其客戶價值模糊，“簡單來說，它既不是工業，也不是互聯網，這是它最尷尬的地方”。

三大門派入駐江湖

GE工業互聯網大業雖然中途遇阻，卻讓工業互聯網的大風刮遍了全世界。人們突然發現，隨著傳統工業制造遭遇人口紅利消失、利潤降低等“攔路虎”，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全球興起，而工業互聯網無疑是基石。

在這場戰爭中，誰都不愿成為輸家。德國提出“工業4.0”，美國喊出“先進制造”，日本拋出“社會5.0”，而中國也有“中國制造2025”。

隨后幾年間，“工業互聯網”一詞頻繁出現在各國政府文件中。2019年，更是被首次寫入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

風口背后，是可觀的市場蛋糕。據中國信通院測算，2018年、2019年我國工業互聯網產業經濟增加值規模分別為1.42萬億元、2.13萬億元，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3.1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9%，同時可帶動約255萬個新增就業崗位。

沒有人會說出“拒絕”二字，一場新的江湖大戰隨之開啟。

“下一個機遇是工業互聯網。”2018年5月的一場演講上，富士康創始人郭臺銘為工業互聯網搖旗吶喊。三星期后，富士康的工業富聯在上交所敲鐘上市，成功創下36天最快過會紀錄。

而據天眼查App顯示，這家公司最早成立于2015年，于2017年由“福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變更為“富士康工業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時間內，三一重工、海爾、華為、浪潮、阿里、百度、騰訊等多家大企業紛紛入局，群雄逐鹿中，江湖門派林立，但最為突出的是3大派系。

一派是以西門子、三一重工、富士康、研華、海爾等為代表的工業龍頭企業，他們把工業互聯網視為自身所在主場分內的事。一派是以BAT為首的大型互聯網企業，試圖在消費互聯網接近天花板之際，尋找一片新藍海；還有一派則是以華為、浪潮、用友等為代表的ICT企業，希望通過自身的數字化技術，在這個新興市場分一杯羹。

同為身經百戰的行業巨頭，誰能取得主導地位？

顯然誰都不甘示弱。郭臺銘曾將阿里、騰訊進入工業互聯網領域比喻為從外部敲打雞蛋，雞蛋雖然很有可能破掉，但富士康從“雞蛋”內孵出小雞顯然更順理成章，畢竟富士康“更懂制造業，更適合做工業互聯網”。

研華科技執行董事何春盛對AI財經社分析，相比于微軟、阿里等從云端走下來的企業，研華手握大量工業現場的device（設備），更能洞悉場景，“我認為，掌握端的企業，會是最后的贏家，或者說端跟云的人必須合作。”在他看來，如果沒有端，cloud就是空的。他甚至在一年前對AI財經社預測，阿里想要進入智能制造，一定要并購一家硬件公司才能比較順理成章。

而一位互聯網人士曾對AI財經社稱，發明汽車的人不是馬車夫，發明電燈的人不是蠟燭制造商，發明iPhone的人也不是當年的手機霸主諾基亞。“我們已經給了工業巨頭們時間，但他們并沒有做出來”。

浪潮云董事長兼CEO肖雪則告訴AI財經社，信息化企業如何跨越到制造業及制造業企業如何跨越到信息化都是難點，但像浪潮這樣的ICT企業，相較其他兩大派系，更能理解工業互聯網，“可能我們不是做得最好的，但肯定是最快的”。

而就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十大工業互聯網平臺清單來看，出身于工業企業龍頭的有5家，分別是海爾、樹根互聯、航天云網、富士康及徐工信息；出身ICT企業的有東方國信、用友、浪潮云和華為；而唯一脫胎于互聯網企業的是阿里。

混跡江湖已久，巨頭們也深諳“朋友”與“對手”的角色轉換之道。

富士康工業互聯網解決方案事業處技術經理鐘飛告訴AI財經社，大企業入局工業互聯網初期，更多是從各自擅長的領域發力。但越往下走越會發現，聯合的效果往往大于單打獨斗的效果之和。

閔萬里則認為，互聯網公司有C端流量優勢，工業企業有制造業主場優勢，ICT企業則有通道優勢。但同時，這些企業的劣勢也很明顯——沒有一家企業能夠兼具這三種優勢。

“到后期需要突破行業邊界時，他們都會面臨一個窘境，就是如何走出自己的成功，實現跨界、出圈。所以從這一點來講，我認為未來必然會出現這三個角色的一個合體，通過合理分配和聯盟一起創造增值，而不是一派為大。”閔萬里表示。

“你會發現，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家企業有通吃的情況，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還是三國演義。”閔萬里告訴AI財經社。

在他看來，一定會有人在某一細分領域先跑出價值閉環，形成增值，讓別的企業看到“好處”，再橫向復制和拓展，形成真正的工業互聯網平臺，而不太可能出現先有一個平臺，“所有的江湖人士都效忠他，到這個平臺去尋找價值”。

生死節點和行業陷阱

江湖的一面是林立的巨頭，另一面則是更為廣泛的中小企業。而這恰恰是工業互聯網巨頭們所要爭奪的重要資源。

畢竟，要想號令江湖，開山立派是第一步，廣納門徒則是第二步。

但這一步顯然并不好走。據一位業內人士回憶，幾年前，他剛開始做工業互聯網外部推廣時，曾一個人拎著包，對著一張列有幾十家企業的名單逐一拜訪，卻一連在數十家公司都碰了壁，甚至有公司質疑他們“是不是來偷數據的”。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富士康。

據富士康鐘飛回憶，大約在三四年前，富士康從各個部門抽調了兩三百號專職做工業互聯網的精英，組成一個部門，專門負責向外部賦能工作。

在此之前，富士康在內部積累了一定經驗，比如富士康深圳“熄燈工廠”。通過導入108臺自動化設備并完成聯網，基本做到熄燈狀態下的無人自主作業，生產線員工從318人降至38人，生產效率還提升30%。

但真正開始跑項目時，他們卻發現，即使是在有意愿的客戶群中，依然會遇到不少困難。

根據鐘飛的經驗，一個項目可能有三個“生死節點”，而第一個節點出現在雙方接觸初期。

“剛開始接觸時，中小企業可能還是非常愿意投入的，但當了解到自己內部需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力并試著去當地人才市場找人時，就開始出現擔憂，因為在他們所在的小鄉小鎮找不到對應的人才，而對應的人才又不愿意去到那樣的環境。”

第二個節點出現在費用上。

鐘飛曾在跑項目時走進一家小型制造工廠，入眼的是七八百臺老舊的油壓和液壓設備，沒有任何電子化，年利潤不過五六百萬，但光是加裝一個改造所需的傳感器就要花上千萬元。

也因此，面對“少則百萬，多則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改造成本，中小企業很難下決心。這個時候，一些企業會選擇放棄，也有一些企業提出折中方案，“可不可以只要這一塊”。而據鐘飛介紹，幾乎40%到50%的失敗案例都是“死在了費用上”。

順利度過前兩個節點，簽了約，改造工作也已開始，就能避免“夭折”嗎？

其實不然，最致命的一個生死節點往往隱藏在后期的“接班工作”上。

在鐘飛接觸過的項目中，由于每家企業所能達到的后續銜接能力并不相同，銜接好一些的企業，能實現構想的90%以上，差一些的則只能實現百分之六七十。

當然，兌現能力不僅僅在客戶。在鐘飛接到的項目中，也常常會有中小企業因“前賣家”卷錢跑路，而找他們去“救火”的。

“一種情況是，一些小型服務型公司開始會用比較低的價格吸引客戶，之后再在改造過程中把費用加上去，這就導致一些中小企業可能在后期因負擔不了而和方案提供方散伙。”鐘飛稱。

第二種則是因為一些中小企業與給他們搭建的體系對接難度較大，且剩下的尾款中沒有足夠的利潤吸引這些服務型公司繼續幫忙維持運營。

“還有一種比較惡劣的情況”，鐘飛介紹稱，一些服務型公司可能利用政府補助政策，鼓動中小企業投入，“像兩三百萬的投入，他預期可以申請到100來萬的補助。但當這些中小企業投入到一半的時候，才發現有一些申請自己并不具備資格，而追加預算又有一些問題，只好選擇中途停擺”。

據他透露，這種情況反而是近期常常會看到的，“因為政府的補助措施一直在出臺，有一些不打算做口碑的公司，可能就會利用這些信息，去跟中小企業做一些不正規的推銷”。

爭奪城市地盤

要想在江湖中博得一個超群地位，搶項目、搶門徒之外，還得保證自己的地盤足夠大。

隨著2020年工業互聯網被納入新基建體系，各個城市紛紛要做工業互聯網高地。2020年3月，青島喊出要“打造世界工業互聯網之都”；5月，廣東出臺政策支持“5G+工業互聯網”應用標桿建設，首批公布8個應用示范園區；6月，上海推出“工賦上海”三年行動計劃，欲打造工業互聯網2.0升級版。

與工業互聯網有關的大會及活動更是遍地開花。單9月來看，重慶有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大會，廈門有國際工業互聯網博覽會，浙江有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青島有世界工業互聯網產業大會……

城市遞出了橄欖枝，工業互聯網巨頭們焉有不接之理？

最為明顯的變化是，今年以來，包括阿里、浪潮、海爾、華為等多個頭部玩家都開始更加頻繁地奔波于各個城市，洽談合作。

以華為為例，自6月23日至今，華為先后在南京、深圳、重慶、西安四個城市召開了以“進而有為”為主題的“華為云與計算選擇不凡城市峰會2020”，與當地政府和企業探討工業互聯網有關事宜。

“BAT也好，浪潮華為也好，這些頭部企業為什么在大舉進攻城市？”行業人士劉婷告訴AI財經社，一方面是因為每個地級市都有著自己獨立的財政權，這些躺在政府口袋里的預算恰恰是各大廠商爭奪的焦點。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目前各個城市在推進的新基建、智慧城市等均為綜合性的巨型工程，建設周期長，資金規劃大，往往以幾億元、十幾億元，甚至幾十億元去規劃，這對于任何企業來說，都是一片完全嶄新的藍海。

在她看來，BAT也好，IT廠商也罷，實際上面對的都是一個以政府為龍頭牽引的龐大數字化轉型市場。

“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有工業基礎，這就需要企業在進攻城市前，首先了解這個城市的現狀，是農業型的、旅游型的，還是工業型的，進而跟不同的城市講不同的故事”，行業人士石磊補充說。

閔萬里則進一步分析，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工業互聯網巨頭搶城市的背后，搶的是這些城市背后的核心產業。反過來，如果一個城市想要成為全球工業互聯網高地，則必須具有足夠大的產業場景來承載工業互聯網的種子，在具有一定厚度的產業帶上做落地，并能創造出價值。

而就目前來看，阿里云已在杭州、溫州、廣東、重慶、寧波、沈陽、內蒙古等十余個城市落地不同工業互聯網平臺，如重慶飛象工業互聯網平臺、廣東飛龍工業互聯網平臺、內蒙古飛獅工業互聯網平臺，并通過這些平臺接入各類工業設備超過161萬臺，服務企業超過4.1萬家。

浪潮則在18個省和73個地市提供工業互聯網服務，并在16個省級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中擔任理事長/副理事長單位。“我們圍繞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的一些牽頭省份和城市，落地了工業互聯網平臺，并參與這些省份的工業互聯網聯盟建設”，浪潮集團副總裁、浪潮工業互聯網總經理龐松濤告訴AI財經社。

而在爭奪城市資源之外，為了推進在各地的落地，企業們也都紛紛加速融資進程。

據36氪統計，2020 年以來的9個月內，工業互聯網領域已經出現了 24 個融資案例，融資總金額達 23.6 億元，較 2017 年增長了 65 倍。

龐松濤則告訴AI財經社，浪潮云計劃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上市，目前估值已超過百億元。

“大家都還在探索期”，而如何能在持續上升的市場中搶得先機？

在華為主辦的一場新基建新經濟高峰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稱，美國7個產業互聯網公司的市值已等于美國最大規模20個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國還沒出現這個現象。中國企業搞產業互聯網，不能再像搞消費互聯網那樣靠燒錢搶入口、靠贏者通吃的競爭手段，而是要注重開放共享、深耕產業鏈供應鏈具體場景，注重各類數據標準和數據接口的互認互聯互通，注重數據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的產權保護和安全有序流轉。

而在這些要素下，企業將各顯神通。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 AI財經社, 作者 ：周享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