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科技公司與白宮的關系，正在進入一種空前惡化的狀態。

日前，眾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的民主黨工作人員，在結束了對亞馬遜公司、Facebook、Alphabet旗下谷歌、蘋果公司市場影響力長達16個月的調查后，發布了一份報告。報告稱，美國最大的幾家科技公司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壓制競爭、扼殺創新，并呼吁國會考慮強制科技巨頭將其占主導地位的在線平臺與其他業務分開。

美國對硅谷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調查，雖然早已是司空見慣，但疫情期間，經濟恢復與就業問題畢竟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賴這些行業巨頭。此時，美國加速推動反壟斷調查并重提拆分，似乎比以往更為急迫了。

這其中自然不是為了防止巨頭壓制其他科技公司成長和技術創新。

夾在兩黨斗爭之間的硅谷

2016年之前，美國政府與硅谷的關系不可謂不融洽，很多時候，政府實際上在迎合科技公司的走向，為的是能夠讓科技公司幫助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比如奧巴馬曾公開撰文稱支持無人駕駛的研究。

然而，一場大選讓科技巨頭們影響輿論的弊端徹底暴露出來，“監管科技”徹底成了主流。

去年，希爾-哈里斯民意測驗中，48%的共和黨人認為科技公司應該受到監管，44%的民主黨人也表達了這一觀點。

在特朗普看來，硅谷科技巨頭“操縱言論”，通過控制曝光率、將言論貼上標簽，甚至直接刪除言論的方式對抗共和黨，對自己的大選十分不利。這無可厚非，硅谷大佬們向來喜歡和特朗普唱反調，Facebook前段時間刪掉了特朗普的一條視頻，原因是涉及虛假信息，反白人警察暴力執法的游行中，Twitter還因為特朗普的一句話給其貼上了美化暴力的標簽。

硅谷及舊金山灣區歷來是民主黨陣地，可民主黨也把矛頭同樣指向了硅谷。去年，蘋果遭受美國反壟斷調查時，民主黨參議員、總統候選人之一伊麗莎白·沃倫公開表示，不應該允許蘋果在運營應用商店的同時控制該平臺。

如今拜登也一改當初擔任副總統期間的態度，稱現在“反壟斷執法力度還不夠強”，甚至提出拆分。

為什么民主黨對與特朗普不和的硅谷科技公司“痛下殺手”？簡單來看，實際仍舊是為了競選。共和黨通過警告四巨頭，使其不要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偏向民主黨，而民主黨則希望借反硅谷四巨頭來標榜其維護民權、緩和貧富差距的形象。

比如拜登，他不僅對自動駕駛汽車等許多科技創新給就業人群帶來的潛在影響表示擔憂，而且直言不諱地表示，要利用政府監管迫使“零工經濟”企業將獨立合同工重新歸類為雇員，從而向他們支付福利。巧的是，我們看到疫情期間亞馬遜頻發的罷工事件，正是暴露了科技公司在雇傭零工時產生的不公平問題。

其實，從美國兩黨政治斗爭的角度出發，反壟斷調查也側面也說明不會真的拆分硅谷科技公司。他們只是以權力制約硅谷，塑造保護消費者、保護商業良性競爭的形象，由此，贏得民眾的選票、贏得最后的大選。

技術“權力”挑戰政治權力？

從某種程度上講，硅谷是作為一種“權力”體系的存在，擁有強大話語權的科技公司在思想、工作、生活消費等方方面面，影響和改變著整個美國甚至是人類社會。盡管這是基于商業世界建立的，可權力的相互威脅仍不可避免。

拜登一直說，最大的罪惡之一是濫用權力。“許多科技巨頭及其高管不僅濫用權力，而且誤導美國人民，破壞我們的民主，逃避任何形式的責任”。

這種說法固然是片面的，但未必沒有道理。一方面，技術本身可以產生權力；比如數據，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蘋果過去經常拒絕幫助政府解鎖蘋果手機以獲取設備數據，亞馬遜也不例外。這些大佬認為，這么做將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將讓用戶面臨隱私被侵犯的風險。

但在不允許政府干涉隱私保護的同時，科技公司又往往會濫用數據，大數據殺熟現象屢禁不止。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即權力，數據經過科技公司的數學模型分析后，變得具有預測性，公司可借此推送信息、掌握心理、引導消費，并為戰略層面的改變提供依據。但我們看到，美國反壟斷機構對數據的利用極為敏感，在聽證會上，委員會主席多次詢問谷歌是否利用對其他網站的監控來為自己的戰略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硅谷很多科技公司日益增長的野心，也在威脅著美國政府的控制力。

去年，臉書宣布推出天秤幣項目，雖然標榜是讓欠發達國家同樣享受到最先進的支付結算系統，可是一經公布，便引來了美國兩黨的共同抵制。

表面上，政府或議會聲稱，這種新數字貨幣可能被用于洗錢、販賣人口和資助恐怖主義等非法活動，但根本原因是懼怕臉書創造一個脫離各國金融監管體系的超主權貨幣，從而對美國傳統的金融體系及美元霸權帶來威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皮薩里德斯曾在采訪中表示，“一旦他們成功主導天秤幣，在金融和貨幣政策上會被賦予太多權力，臉書可能會比美國總統更有權勢”。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反應最為激烈的不是一向喜歡批評硅谷科技公司的特朗普政府，而是國會民主黨。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金融委員會率先通過“聯名信”的方式，強烈要求臉書取消該計劃，在未獲得積極回應后，該委員會要求臉書相關高官出席聽證會。

美國的政治體制講究制衡，制衡這一理念也充分展現在了處理與硅谷科技公司的關系上。

反壟斷刺激硅谷創新？

1997年，美國司法部開始對微軟涉嫌利用操作系統的壟斷優勢，強行安裝瀏覽器及剝奪用戶選擇權開始提起訴訟，此舉令微軟遭受到史上最為嚴苛的反壟斷調查。盡管最后僥幸逃過一劫，可昔日高高在上的微軟被迫低下了頭。隨后，一大批諸如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創業公司爭相涌出，成為硅谷不可忽視的力量。

然而，近些年，硅谷創新乏力越來越成為一種共識，人們普遍意識到，最后一個真正成功的科技初創公司Facebook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很多人將此歸咎于巨頭的壟斷。是以，反壟斷調查被寄予重新恢復硅谷創新的希望。

但反壟斷未必會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在批評硅谷失去創新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移動互聯網進入成熟時期后，創業本身可選擇的機會就少了。早期像谷歌、Facebook、Twitter這樣的互聯網先驅們，是因為能抓住“唾手可得的果實”，由此才成功占據了搜索、社交網絡和電子商務等利潤豐厚的商機。

可如今，創業賽道減少了不說，Snap、Square等創業公司也不太可能像蘋果、亞馬遜和谷歌早期那樣具有極為顛覆的革命性。

所以，基于這種現實，巨頭的壟斷地位即使被削弱了，也不一定代表創新就可以噴薄而出。

馬云早年在演講中也談到BAT與創新的話題，他表示，“有人說BAT這樣的三座大山在，我們怎么會有機會，我告訴大家，不是把村里的地主斗死了，農民也會富起來”。說到底，這是同一個道理。

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美國對巨頭壟斷的批評集中在這些科技公司的并購行為。在政府看來，并購既加強了巨頭的壟斷地位，也使得其它創業公司的生存環境惡化。但是，有一點難以忽視，就是當前被認為是未來發展主流的創新性技術，似乎離不開巨頭的支持。

比如無人機送貨，當前的無人機送貨，載重與續航等能力大受限制，安全問題無法保障，構建一條無人機物流需要多少成本也是關鍵問題。如果電商巨頭不試水，鮮有創業公司敢進入這一賽道。

再比如自動駕駛，自動駕駛的研發嚴重依賴燒錢。根據通用與Uber的財報顯示，規模超過 1000人的Cruise以及 Uber ATG團隊，每年的開銷基本接近10億美金。Zoox是一家創業公司，背后既沒有母公司的支撐，也缺乏創始人的光環，按照這個開銷數目，Zoox的融資只夠花上一年。

有時候并不是巨頭通過收購潛在競爭對手來消除威脅，創業公司也在尋求巨頭的幫助。

美國反壟斷升級，其實終究是政治意義大于商業價值，而將創新的寄望寄托于反壟斷調查，大概也是自欺欺人。

微軟前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鮑爾默稱，“即便委員會的報告發現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具有壟斷權力，但國會肯定不會拆分這幾家大型科技公司”。只是拆分可免，這些巨頭在制約和監管的趨勢之下何去何從，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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