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大學畢業后，程昊接到過4次騰訊面試的通知。其中3次，他有機會走進騰訊的辦公樓。他記得很清楚，第一次在萬利達大廈，第二次在騰訊總部大廈，第三次在總部大廈隔壁的寫字樓里。

“踏入騰訊的大門，仿佛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每次走進去，程昊的心情近乎朝圣，“大腦空白，多想放慢腳步”。

進門這道程序，無形中亦增加了儀式感——打開短信邀約，用身份證感應登記，而后拿到一張二維碼門禁貼片。這時程昊會拿出手機，特意給門禁貼片拍張照。站在電梯廳里，看著四周掛著騰訊工牌的年輕人他心緒難平，成為其中一員，似乎只差面試這臨門一腳了。

可惜，臨門一腳終究未射進球門。

改變命運的機會

程昊用“互聯網臨時工”形容當下的職業狀態。他畢業于廣州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在深圳兩年換了6份工作，一直在中小型互聯網公司之間打轉，“像個洗碗工，這里洗幾個月，那里洗幾個月，永遠沒有穩定感”。

離開的理由各不相同，卻又有一定的共通性——行業爆雷的知名P2P，永遠畫餅、看不到未來的小創業公司，人員更迭如流水的普通上市公司……

程昊知道自己的履歷，在HR眼里意味著“浮躁、不踏實、好高騖遠”。 他也受夠了小公司的壓榨和斤斤計較。他的崗位是產品經理，卻總要身兼多職；會議永遠在下午6點以后開始；加班到夜里，老板還要暗示他多坐地鐵少打車……這些公司在他眼里，也意味著“再努力也很難在廣州買房”。

而互聯網大廠，尤其騰訊，則意味著擺脫互聯網臨時工的身份，高薪，相對穩定，能夠“30歲前湊足廣州的首付，成為一個廣州人”，他沒有過在深圳買房的念想，原因也不外乎房價。

如果把互聯網行業比作一個金字塔，那騰訊在程昊眼里就是金字塔尖。鍍過這層金，未來即便跳槽，也無非是在互聯網大廠之間反復橫跳。將來定居廣州，進入當地的網易、唯品會等大廠也不再是問題。

兩年間，程昊把簡歷往騰訊內推了無數次，面試最成功的一次，也止步于第三輪的總監面。他的上班地點一直在南山打轉，距離騰訊都不算遠，最近的要屬上家公司，與騰訊濱海大廈同在一個園區。上下班路上，他時常能看到帶著騰訊工牌的年輕人，或者晚上燈火通明的騰訊辦公樓，“羨慕，又有點難受”，他坐著現在這間辦公室的露臺上，手指著不遠處的騰訊總部說。

沮喪受挫的時候，程昊想過放棄，“但堅持下來的信念占了80%”。他清楚圍城內的困境——“螺絲釘，加班，35歲危機”，但在他看來，進入大廠是他為數不多的改變命運的機會，為此成為螺絲釘也無妨。

“985大學的畢業生，人家離開大廠，可能還有很多選擇，我跟他們不一樣”。

孟漁今年剛剛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傳播學研究生，“選擇這個院校、專業，還有城市，其實都是為了進互聯網大廠做準備”，為了這一目標，她連續考了兩年研究生。

她本科就讀于天津一所普通高校，讀的是醫學相關專業，同學要么繼續讀醫學類的研究生，要么考入二三線城市的體制，或者進了制藥廠。

孟漁在十五六歲時，就在知乎上接觸到一線城市互聯網從業者的生活方式，他們高薪，工作氛圍自由，有機會欣賞數不清的展覽和演出，這令生活在安徽四五線城市的女孩向往不已，那滿足了她對體面職業的幻想。

到今天，孟漁對一線城市和互聯網大廠的認知，早已不是這般理想化。對大廠的渴望，更多是基于現實的考量，她家境一般，自稱“小鎮青年”，“出身也好，學的專業也好，很難找到比互聯網大廠薪酬更高的地方”。

一年比一年更卷

中學階段，互聯網給孟漁的印象，還是“處于草莽階段”的新興行業，二本、三本畢業生投身其中，照樣能闖出一片天地，這也讓她看到了自己將來的翻盤可能。等到大學畢業，她發現老牌互聯網企業，已經變得金融公司一樣，等級森嚴且唯學歷論。

鐘映斐，即是程昊口中的“他們”。鐘映斐本科就讀于國內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被保送至上海TOP3的大學，大三時在騰訊實習過4個月。去年秋招，騰訊、阿里、字節、美團都大廠她都面過，但是所有的面試都涼了。

秋招那兩個月，鐘映斐甚至后悔當初讀研的決定。“一年比一年更卷”，她感覺，如果在本科畢業時找工作，進入大廠遠不像現在那么難，那時還沒有“大家擠破頭進大廠的氛圍”，她有兩個本科同學就通過校招進入BAT。

等到臨近研究生畢業，在互聯網大廠群面當中，與鐘映斐競爭的大多都是研究生，還有墨爾本大學，劍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本科非常少見，不知道是不是已經被篩掉了”。

“非技術崗的能力考察，是沒法量化的，所以招聘只能卡學歷，而且學歷標準會越來越高，逐漸海外高校會成為香餑餑”，通過校招進入騰訊3年的徐冰，所見印證了鐘映斐的判斷。跟現下的“內卷”比起來，徐冰覺得自己當年進騰訊要容易許多。

鐘映斐把自己對互聯網大廠的向往解釋為“隨大流”，“大家都覺得互聯網大廠是最優選，別人能進去你沒進去，好像比別人差了。”

前幾天鐘映斐跟同校的一位朋友聊天，對方正在找暑期實習，原本已經拿到了知名地產公司的實習offer，正在發愁要不要去。朋友擔心自己不去互聯網實習，到了校招階段，再沒機會進入互聯大廠。

“你真的想去互聯網嗎”，鐘映斐問對方。對方說“不知道”，“但大家都想去，你沒拿到offer，好像就拿不出手”。

除了“隨大流”，互聯網大廠對鐘映斐的吸引力，也僅僅是體面、高薪，即便在BAT之間反復跳槽，也意味著更高工資。她大學本科同學，進入互聯網大廠不到3年，已通過跳槽拿到了更可觀的薪水。

不久前，鐘映斐入職于深圳一家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不過，跟同宿舍兩個進了互聯網大廠的同學比起來，她還是有些心理落差，起碼在薪資上，進了拼多多的舍友，薪資至少比她高出3成。

鐘映斐將面試大廠的失敗歸因于“不夠努力”，那位進入拼多多的室友，原來沒有互聯網實習經歷，為了順利進入大廠，室友在畢業前一年一口氣做了三份互聯網實習。那一年，鐘映斐為了準備研究生畢業論文，放棄了大廠的實習機會，她判斷，這是她應聘大廠失敗的主要原因。

對大廠“隨大流”式的渴望與向往，在鐘映斐拿到校招offer后就逐漸淡了下來。一位入職騰訊副廠的同學，向她透露過自己上司的招聘規則，“要么你經歷非常非常對口，而且最好不要有混合職業背景，要不然就希望你是一張白紙，因為這樣比較好教”。

知道這些，鐘映斐不打算為這種高度工具化的聘用標準，再多花費心思。

打不破的濾鏡？

關于互聯網大廠“猝死、996、35歲危機”，那些幾乎被嚼爛的信息，似乎很難打破圍城外年輕人們心頭的濾鏡。

鐘映斐室友去年秋招拿到了拼多多的offer，從那時到入職前的半年間，該公司因員工猝死、自殺，廁所坑位不足等事件頻上熱搜，“蹲坑坑位不足，講的就是她現在的辦公室”。據鐘映斐觀察，這些職場殘酷現實對室友的影響，也僅僅是聊天的時候自嘲一下，“事實上沒有任何猶豫就進去了”。

室友進拼多多有幾個月了，按照公司的輪崗制度，她目前擔任客服，“每天加班到很晚，經常遇到奇葩的投訴”。不過，每次跟鐘映斐聊起來，室友幾乎都在為“自己做的不夠好”而焦慮，“擔心KPI不好看，影響接下來的定崗”。鐘映斐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她研究生畢業，又是那么拼的個性，怎么會做不好客服工作”。

鐘映斐也能看出來，在KPI的壓力下，室友根本無暇顧及加班嚴不嚴重的問題。至于螺絲釘式的工作內容，鐘映斐認為“靠打工實現個人價值，現在已經不太可能”，這是她與多數同齡人，都已接受的現實。

其實鐘映斐清楚，這些熱搜對自己也沒多大沖擊力，“人總有僥幸心理，覺得好事是我的，猝死、重病這些壞事都是別人的”。

996在鐘映斐看來，也很難勸退剛畢業的年輕人，“很多公司都在互聯網化，我有朋友在快消外企，那個工作強度何止996”，她有個同學考進深圳的公立學校做老師，入職前她就了解到，每天早晚自習跟下來，強度不輸互聯網大廠。

至于35歲焦慮，“除了公務員，哪個職業沒有年齡焦慮”。在深圳工作幾年后，回老家考公務員，也是鐘映斐目前的規劃。

在996這一點上，孟漁也有同樣體會。拿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后，她在老家的一家傳媒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不到兩個月，她就發現這家“四五線城市雜牌公司”，同樣向往互聯網大廠的產出效率，“想在小城市找份安逸工作，可能性也不大”。

對于可能成為螺絲釘的未來，孟漁有心理準備，“不會抵觸這個事情”。她更憂心的是健康問題，但還是愿意“拿病換錢”。有時，她也羨慕那些進入體制或制藥公司的同學，“996他們夠不上參與討論”。不過，這些同學的家境，都比孟漁要好很多，“不用指望那份工資生活”。孟漁不一樣，她需要盡早實現經濟獨立。

孟漁算過，研究生畢業自己25歲，10年內沒能進入大廠管理層，可能要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她愿意給自己10年左右的時間，來體驗一線城市的生活方式。對于扎根一線，她不抱多少期望，“我的能力和家境，不足于在大城市買房扎根”。

最吸引孟漁的，還是一線城市互聯網大廠的薪水。那足以讓她攢上一筆錢，等30多歲回到老家，過上相對自由的生活。

濾鏡破碎以后

26歲的唐綺，也曾極度渴望大廠。

3年前，唐綺到騰訊總部大廈參過一次面試，“走進去就感覺‘哇，果然不一樣’”，辦公室里的年輕人，穿著打扮自由時髦。看到洗手間里的無印良品全套水乳，她不由感嘆“大廠真氣派”。一切看起來，似乎都印證了她對大廠的想象。

唯一沒法讓唐綺接受的，是面試前的宣講環節中，一位騰訊員工分享的經歷，“他在騰訊10年，沒挪過位置，只是當到了小組長”，在一家公司10年做同一崗位，唐綺覺得不可想象。

那時唐綺剛工作一年，“對高薪沒多大概念，就覺得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去大公司看看”，騰訊的面試她走到了終面環節，但沒能拿到offer。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她對大廠的渴望未減，“華為、阿里這些大公司都想去”。

濾鏡被打破，要從唐綺成為華為外包員工開始。

華為工作期間，唐綺所在部門的領導，是位40多歲的女性，兒子在讀幼兒園，“她幾乎沒有一天不在加班”。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女領導的孩子得了肺炎，她沒有因此請假，“每天把兒子送到醫院，再來上班，晚點再把兒子接回去，然后再回來工作”。

平時女上司跟孩子通電話的語氣，也讓唐綺無法理解，兒子問媽媽“吃飯了嗎”，女上司一句“我在忙，晚點再說”，便匆匆掛斷電話，“像是在跟生意伙伴交流”。

“當時看到這個，就覺得這個工作狀態，不是我想要的。”

在唐綺的辦公室里，員工們基本上沒什么工作外的交流，手上的事情確實多，做不完。夜里12點，唐綺還能收到工作上的信息，她知道，那是對方剛處理完一天的事情。年底她所在部門還剩下接近20萬的團建費用，“確實非常有錢，可大家連消費的時間都沒有”。

大公司病，也把工作時間拖得更長。“一個普通的事情，要不斷向上申報，跟多個領導匯報，還要跟不同的協作部門溝通”，女上司一天大約有6個小時在開會，不同會議的內容實際上是高度重合的，“她自己也說，這些會完全可以2個小時開完”。公司多數人的狀態跟女上司差不多，工作時間被會議擠壓，手頭的工作也只能加班完成。

與唐綺同小組的有8個華為正式員工，其中有三個都患有相當嚴重的胃病，女上司抽屜里塞滿了零食。唐綺所在的崗位，雖然加班不算狠，但她厭惡那種“完全把你當成螺絲釘，摁在那里的感覺”，工具人的角色唐綺接受不了。

在華為待了一年，唐綺辭職了。對于大廠她再無幻想，“除了錢，已經沒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她也開始理解那位“10年不挪窩”的騰訊員工，這可能是大公司多數員工的宿命，她在華為遇到的很多正式員工，嘴里常念叨著一句“還不是在熬退休”。

現在對于求職，除了薪水，唐綺同樣看重“向上走”的機會。目前這份工作就符合她的期待，她在一家中型公司做運營工作，手頭的事情自己有一定的決策自由度，公司發展勢頭迅猛，能給她一種“有奔頭的感覺”。

“小公司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可以選擇和決定的。大公司根本聽不見你的聲音。”

唐綺有位朋友，在海外一所世界百強名校讀完碩士后，進入華為做了一名外包員工。入職不到三個月，因為不習慣企業文化，這位朋友就離開了，并揚言再也不會進去。

“大廠有好也有壞，還遠遠沒到金光閃閃的地步。”

在老家上班兩個多月，孟漁已經能夠想象大廠工作的狀態，目前這份工作她能按時下班，但隨叫隨到，生活工作高度捆綁的狀態，還是常常令她感到窒息，“真的天天996，自己會是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很難說。”

除了996，孟漁也恐懼身處大廠的螺絲釘命運。她自小喜歡搖滾樂，腦子里永遠不缺離經叛道的念頭，假如在“一天天的重復與庸常中消磨10年”，她也不清楚，自己能否對抗那種壓抑感。

可她也不愿就此放棄，“為這個目標考了兩年研究生，已經付出了那么多，只能往下走。”

為了成功入職騰訊，程昊決定放棄產品經理這條職業通道。他去年開始自學編程，這是他瀏覽諸多程序員社區后做出的選擇，社區里面有許多普通本科，甚至大專畢業的年輕人，依靠出眾的技術能力，成功進入互聯網大廠。

“產品經理這種非技術崗位，面試很難有量化標準，即便你的表現不比別人差，人家還是會選名校畢業生，程序員不一樣，它不看重出身。”

25歲的年輕人，正在試圖抓住跨入大廠的新鑰匙。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深圳微時光（ID：szdays） ，作者：黃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