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完《攀登者》這部國慶檔的大熱門電影之后，許多人心頭可能都會發出這樣的一個感慨——暴殄天物。

在國慶檔三部主旋律獻禮影片，《攀登者》都是穩坐頭把交椅的那名選手，這一點無論是從豆瓣上的“想看人數”，還是百度的搜索指數上都能得到驗證（為避免近期四處傳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國》影響，在搜索關鍵詞中加入了“電影”二字）。

（百度指數對比）

但與民眾們這樣的熱切期待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在《攀登者》開始全國大規模點映之后，憤怒的觀眾們那一片鋪天蓋地的針對導演李仁港的討伐之聲。

（圖源自某知名問答平臺）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滿腔怒火的網友顯然還不清楚這部電影的導演與編劇其實是由李仁港先生兼任的。

許多在觀看完電影后“終究意難平”的網友甚至發出了“我上我也行”的感慨：也許在抖音上隨便找個視頻博主去當導演，應該都很難做到比李仁港更差的地步。

看了這么多網友的吐槽，也許會有讀者以為小柴是想說這部《攀登者》是一部大爛片。

但坦白說這部電影怪就怪在，雖然這么多人對其恨鐵不成鋼，可他還真算不上爛片，甚至還能稱得上一句值回票價。

作為普通觀眾而言趕在建國七十周年的這個節骨眼上，去觀看這部由吳京、胡歌、章子怡、井柏然等國內頂尖影星出演、為紀念幾十年前那群登頂珠峰的英雄兒女們所拍攝的電影，最終的觀影體驗并不能算太差。

可這都是因為演員的演技、題材本身高度等因素為這部電影賺來極高的基礎分在起作用。

一句話總結下來們，就是一部原本有機會沖擊中國電影影史排行榜的電影，如今卻因為劇本問題而大概率只能淪為一部平庸之作。

一想到此，就讓人對片中那些為我們奉獻出精彩演技的演員們感到分外地可惜；而對于憑借一個蹩腳劇本讓整部電影淪落至此的元兇——導演李仁港，就有些讓人覺得分外可恨了。

（回顧李仁港導演近幾年的作品

評分都在及格與不及格的邊緣徘徊）

沒有金剛鉆就別攬瓷器活，卡梅隆在《泰坦尼克號》里用富家女與窮小子的愛情作為主線，拍出了人類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但李仁港在《攀登者》里強加的愛情橋段卻是十足的東施效顰。

電影中無論是章子怡在海拔5800米處遇險，而上一個鏡頭還在海拔7000米以上位置的吳京，卻能在下一個鏡頭中孤身趕來與章子怡匯合“英雄救美”；

還是那個沒有矛盾就創造矛盾、沒有沖突就制造沖突，在電影里幾乎化身為反派人物的登山總指揮；

再加上最后那一幕讓吳京化身“超級英雄”獨自一人以雙臂硬生生撐起了三米冰柱的場景，都讓人懷疑自己到底是在看一部由真實事跡改編的故事，還是純屬虛構的動作大片《戰狼4勇攀珠峰》。

當電影最后吳京與章子怡二人在珠峰頂上，占用著軍用電臺和寶貴的時間開始說起了你儂我儂的情話時，熒幕上方的世界又突然畫風一轉變成了瓊瑤阿姨的言情劇，而熒幕下方的影院更是活脫脫成了德云社的相聲現場。

幾乎所有觀眾都被這出戲逗得哈哈大笑，是那種看著一個混不吝的糙漢拿著大錘晃晃砸玉器的那種笑。

每一個演員都幾乎盡了全力地在表演，但當一個劇本滿是邏輯硬傷、處處漏洞時，這些演員的努力已經難以挽回大局。

最終，同時身兼導演和編劇兩職的李仁港先生，成功的把大伙期待中的《攀登者》，拍成了“一群無組織無紀律、愛逞個人英雄主義的愣頭青鐵頭娃們為了愛情而攀登珠峰”的故事，也許電影改名叫《珠峰戀愛者》又或是《珠峰絕戀》、《珠峰生死緣》都更為妥當。

而歷史上真正的珠峰登頂故事，無論是1960年帶著政治任務的那第一次攀登，還是作為電影原型的1975年第二次登頂，其畫風都應該是這樣的：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錚錚硬骨，強似蒼松。一往無前，萬難不屈，偏向懸崖攀絕峰。仰頭望，把紅旗高舉，直上云中。

事實上，以這兩次珠峰攀登行動本身的驚險刺激與跌宕起伏的程度來看，如果李仁港導演能少一點自由發揮，甚至完全不做改編，只是單純的還原史實，這部電影也許都能提升上好幾個層次。

不如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1960年，一起來回顧一下我國的第一次珠峰登頂行動。

在今天，大家都知道珠穆朗瑪峰的北坡是屬于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圣領土，而南坡則是劃歸在尼泊爾的境內。

但其實在新中國剛建立的頭十年里，關于珠穆朗瑪峰的歸屬還頗有一些爭議，我們的鄰國尼泊爾在關于兩國分界線的具體地點上始終胡攪蠻纏，認為珠穆朗瑪峰應該全部屬于他們。

（地球之巔 珠穆朗瑪峰）

隨著上世紀50年代，包括英國和瑞士登山隊在內的多支探險隊在當地居民的幫助下，先后從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成功登頂珠峰，關于珠峰的歸屬權問題又開始喧囂塵上。

“你們中國人說珠穆朗瑪峰的北坡是你們的領土，可你們根本就沒有人登上過珠峰，憑什么說那是中國的？”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當與我們還處于“蜜月期”的蘇聯老大哥在1957年11月，向中共中央寄來一封邀約信，提議兩國組建“中蘇聯合登山隊”計劃在1959年向珠峰發起挑戰，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紀念獻禮時。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體委主任的賀龍對此大為支持，并在他的主導下說服了當時主管外交、因為顧慮“裝備、人員存在較大缺口”而偏向拒絕的陳毅。

（賀龍元帥）

最終，隨著1958年4月5日周恩來總理對此做出的最終批示：“可以考慮來”。新中國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華夏五千年來中國人第一次嘗試征服珠峰（北坡）的行動，被正式提上了議程。

一起挑戰珠峰的共識是達成了，接下來自然就是具體的分工安排了。

經過中蘇雙方領導人的討論之后，最終決定由蘇聯一方負責提供登山用的專業設備、特制高山食品等物資，而中方則負責全部的后勤運輸工作，以及一些力所能及的低海拔用物資裝備。

可能有讀者對攀登珠峰這樣的“地球最高點”需要的物資裝備是一個什么樣的難度缺乏概念，那么我們可以看一下當年為了籌備那些“較低海拔所需物資”，先輩們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首先是向國家計委、經委部門申請特別調取一批防寒的特級鴨絨、尼龍絲制作防寒服；

然后還要向解放軍后勤部要來一批專供高寒地帶駐扎官兵使用的輕熟大米，因為高海拔地區氣壓較低導致水無法加熱到100攝氏度，因此必須要備足能夠在更低溫度下煮熟的大米作為食物；

此外還要從航空部門調取一些航空燃油，因為普通的汽油、煤油在那樣的低氣壓環境下都難以正常燃燒……

這些一系列物資方面的籌備還是小事，更讓人頭大的還是之后的運輸環節，往日不同今時，雖然經過人民解放軍的努力，當時的西藏公路已經大體建設了起來，但是也還沒能直通到珠峰腳下。

哪怕是已經建成的西藏公路系統中距離珠峰最近的日喀則，距離此次行動的目的地也還有著300多公里的距離——而且這300多公里中還有著大量只容一人緊貼著懸崖絕壁緩緩通行的“絕路”。

如果不修路，那么計劃里這支登山隊的所有人員、以及預計達到40噸的物資、裝備，就都要憑借人力去運到珠峰腳下，那樣一來恐怕挑戰珠峰的行動還沒開始，登山隊員們的體力就已經十成去了八成。

為了支援中蘇登山隊，同時也考慮到了日后西藏地區的發展需求，中央硬是從牙縫里摳出來了一筆幾百萬元的特別經費，在海拔幾千米的青藏高原上硬生生把公路修到了珠峰腳下。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這次登山行動的有力推動者，賀龍還特別給自己時任西藏軍區司令的老部下張國華寫了個條子，拜托他“盡力支援”此事。

（從日喀則到珠峰的修路工人）

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忙碌，眼看著約定中的登山日期越來越近，中方派出的登山隊隊長史占春、副隊長許競任以及隊員翁慶章三人，于1959年2月4日先行抵達西藏開始進行預先訓練，一方面適應高原氣候、一方面學習冰雪作業技能。

結果正是在這段日子里，一個預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3月10日，西藏一群以舊貴族為首的反動分子竟然發起了一場公開叛亂，甚至還占領了拉薩的布達拉宮！

雖然從叛亂分子向解放軍先行開火的3月20日，到解放軍瓦解叛亂分子武裝力量，收回布達拉宮的3月22日只過了區區2天。

但出于安全考慮，中方還是決定把登山隊員的訓練基地轉移至新疆，同時又通知蘇聯方面的登山隊員推遲行動。

（當年報道此事的報紙）

事實上當時的蘇聯隊員原定于3月22日就乘專機飛往拉薩，也就是說這場叛亂導致已經準備妥當的蘇聯隊員在動身的前一刻，硬生生地停下了腳步。

而這一停，就成了永別。

隨著后續中蘇政府層面開始出現不合，蘇聯政府方面開始不斷推脫讓登山隊前往中國，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等不下去的賀龍元帥索性把登山隊隊長史占春、體委主任韓復東叫到了辦公室，問他：“如果蘇聯不參加，我們自己攀登珠穆朗瑪峰有成功的把握嗎？”

而中國登山隊員們則向賀龍元帥表達其他困難都可以想辦法克服，唯一的顧慮就是原定由蘇方提供的、能夠在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使用的登山裝備，在當時的國內并不具備這種裝備的生產能力。

這個顧慮最終由賀龍元帥解決掉了，他向中央高層請示，為登山隊員們特批了一筆70萬美元的外匯用以出國采購專業的登山設備……當時國內因為與蘇聯交惡大量的援助被中斷，經濟上正處于艱難時期，這筆外匯無疑是相當彌足珍貴的幫助。

不過說來也巧，也正是因為這筆外匯，史占春隊長等人前往瑞士購買專業設備時，竟然偶遇了一伙同樣前來采購的印度人，在陰差陽錯之下打聽到了印度軍方同樣打算于近期挑戰珠峰的計劃。

雖然歷史上的中印邊境戰爭發生在兩年后的1962年，但是當時中印兩國之間的氣氛已經相當微妙，再加上這又涉及到雙方之間一直扯皮不清的邊境線問題，這次的珠峰攀登行動就又多上了一個新的目標——要搶在印度人之前登頂珠峰！

在這樣分秒必爭的背景下，1960年3月19日一支平均年齡只有24歲、人數總計214人、囊括了登山運動員、氣象學家、電臺通信員、醫務人員、媒體工作者、后勤保障人員的中國登山隊沿著前不久新修的公路，抵達到了珠峰腳下的大本營，開始登頂前的最后準備。

不過登頂珠峰不是兒戲，為了盡量獲取成功的幾率，史占春隊長為最終的“登頂”計劃之前還制定了三次試探性攀登，其中第一次的目標定在了海拔6400米高度，完成后返回大本營進行修整；

（圖源《國家記憶》

登山隊三次行動設置的三個營地）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目標分別定在海拔7600米和8300米的高度，其中最后一次試探性攀登如果一切順利，還要在8300米處建立一個最后的前哨基地，為真正登頂做好準備。

三次試探性攀登一次比一次艱難，一次比一次危險。

等到了5月3日第三次試探性攀登完成，絕大部分登山隊員都開始出現體力不支，最后只有許競、貢布、石競、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擊營地，而史占春和王鳳桐兩人更是將路線開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珠峰上的前哨基地）

在三次嘗試中，還有隊員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來自蘭州大學水文專業的汪磯，因為嚴重的缺氧反應最終搶救無效犧牲在6400米營地；來自北京大學氣象專業的邵子慶也在風雪中犧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位置。

除了犧牲的烈士們，在三次挑戰中受傷者也非常之多，其中當第三次行動完成之后，大本營的醫務組組長翁慶章和同事們檢查后發現，竟然有包括隊長史占春在內的34名擁有最大登頂希望的骨干隊員都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凍傷。

在一周的修整之后，受傷嚴重的隊長史占春被迫被運往后方醫院進行治療，登山隊眾人的斗志也開始陷入低潮。

更雪上加霜的是，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一年之中珠峰的最佳登頂周期3-6月份馬上就要過去了，一旦等到珠峰的冰雪期到來，登頂計劃就只能推遲到來年開春了。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印度方面的登峰隊伍卻捷報頻傳，同時中國與尼泊爾的邊境商談也正進入了緊要關頭，尼泊爾政府拿著“中國人都沒登上過珠峰為由”，反復試圖與我國政府爭奪珠峰的歸屬權，以致于周總理每次開會回來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登山隊登到哪里了？”

在這樣緊張的局勢之下，大本營的登山隊員們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重新組織攀登。

5月17日，以副隊長許競作為突擊組組長，王富洲、劉連滿、藏族隊員貢布四人為隊員組成的突擊小隊帶著一面五星紅旗和一座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像輕裝出發，以屈銀華為首的10人運輸隊，帶著其余物資尾隨跟上。

（出發前 眾人在大本營的誓師大會）

（經過彩色復原的誓師大會現場）

突擊隊的任務是最終登頂珠峰，而運輸隊則是將物資運送到8500米的最終前哨基地。

一路上的艱難險阻自然不必多提，在5月23日因為不慎摔壞了無線電臺，這支突擊隊還與大本營丟失了聯系，只能靠大本營打出的信號彈來依稀得知“5月24日是一個適合攀登的好天氣”。

終于，時間來到了5月24日的早上，在海拔8500米的最后突擊營地處，運輸隊與突擊組告別準備回到8100米的營地修整，而突擊隊則開始向珠峰發起最后的沖刺。

就在這個時候意外發生了，突擊組組長、中國登山隊副隊長許競因為體力不支，倒下了。

無奈之下，大家只好把許競交給運輸隊照顧，由王富洲接任突擊隊長，讓運輸隊隊長屈銀華加入突擊組。

四個人一路頂著8500米海拔的稀薄空氣、冒著巨大的風雪，幾乎是一步一步地向珠峰開始“挪動”。

中途在一個名為“第二臺階”、足有近5米高的光滑巖壁上，四人只能嘗試靠搭人梯的方式進行翻越。

在這里，由于屈銀華不忍心用鞋底滿是釘子的靴子踩上戰友的肩膀，于是脫下了重達4公斤的高山靴進行攀登。

但未料到保暖用的鴨絨襪子太過光滑，屈銀華嘗試數次始終沒能翻越巖壁。迫于無奈，屈銀華又把襪子也脫下，穿著一雙薄薄的毛襪在巖壁上邊打著鋼錐邊進行嘗試……由于嚴重凍傷，屈銀華雙腳的腳趾和腳后跟之后都被全部切除。

當屈銀華終于打好了鋼錐，借力翻過了這道巖壁，又一個個把剩下的三人都拉了上來之后，時間已經來到了下午5點，這道4米高的巖石一共讓突擊組花費了整整三個小時。

（珠峰的魔鬼礙口“第二臺階”巖壁

時至今日依然能在這里看到

當年屈銀華在這打下的鋼錐）

當四人前進到8700米高度時，之前在“第二階梯”巖壁處蹲在下方當了數小時“人梯”的劉連滿體力不支倒下了，三人找了一個避風的巖洞并留下了1罐氧氣和18顆水果糖安置他，準備返回時再帶他一起回去。

這時時間已經來到了晚上，剩下的三人在簡單修整一陣子之后，開始摸著黑向最后的目的地展開沖擊。

由于完全入夜，所有的登山隊員都無法看到自己離目的地的距離還剩多少，只能由走在最前方的隊員貢布領著，用“前面還能不能走”來判斷自己有沒有到達目的地。

最后，在北京時間1960年5月25日凌晨4點20分，貢布向其余二人宣布了一個消息“到了，再沒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中國登山隊突擊組終于抵達了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瑪峰。

三個人按照預定程序從背包里拿出國旗和毛主席像，以及一張寫好紀念條的空罐頭盒子，放到了頂峰下方約七八米處一個避風的碎石堆里，又采集了9塊巖石標本和雪樣標本，由于光線太暗，原本計劃中的拍攝被取消了。

（左起 王富洲 貢布 屈銀華）

做完這一切，因為顧念劉連滿的安危，大伙來不及多想就又開始順著原路下山，在下山的路上沒多久最后一罐氧氣吸完了，三個人互相攙扶著跌跌撞撞地往下走。

當看到向他們招手的劉連滿時，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喜極而泣。

劉連滿甚至還留下了那1罐氧氣和那18顆水果硬糖，同時還有一封前天晚上寫下的“遺書”——“王富洲同志，這次我未能完成黨和祖國交給我的任務，由你們去完成吧，氧氣瓶里還有些氧氣，對你們下山會有幫助，告別了，你們的同志劉連滿。”

幸運的是，原本以為自己撐不過去的劉連滿終究是頂了過來，四個人一起分著把劉連滿留下的氧氣和水果硬糖，繼續向山下的大本營走去。

他們在事后得知，就在自己登頂珠峰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6日，珠峰天氣突變，刮起了大風雪，當時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隊被逼無奈，只能無功而返。

5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將中國成功登頂珠峰的喜訊傳遍了全國。不久，拉薩、北京等地紛紛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四人返回大本營后的慶祝活動）

1961年，《中尼邊界條約》正式簽署，兩國歷史上遺留的邊界問題得到解決。

看完了這段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故事，再回過頭來看李仁港導演的這部《攀登者》……小柴只能說，還真是一言難盡。

本文由柴狗夫斯基整理于文章：

《1960年首次登上珠峰的中國登山隊竟然親歷了一場平叛斗爭》

《中國登山隊首登珠峰的遺憾》

《中國1960年攀登珠峰始末:以國家名義登頂》

《1960年中國“被迫”登頂珠峰》

央視節目《國家記憶》之《中國首登珠峰——突擊頂峰》